党的十九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推出了一系列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重大举措：《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年）》《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从深化改革到提质培优，再到高质量发展，既相互衔接，又逐级递进，明确了“十四五”期间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政策框架。
今年5月1日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正式实施，明确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在高等教育体制、产教融合、职业教育保障制度等多方面都有所突破，这也是该法颁布26年来首次“大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职业教育前途广阔、大有可为。
随着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各行各业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越来越紧迫，职业教育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愈发凸显。当前，我国拥有1.13万所职业学校、3088万在校生，已建成世界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如何进一步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我国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不断加快对技能人才的强烈需求，成为我国职业教育发展面临的重要课题。
“职校学生还没毕业就被抢空”的话题频频登上“热搜”，折射出职业教育在人才培养上的显著优势。近五年，高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半年后就业率稳定在90%左右，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半年后就业率稳定在95%左右。在现代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一线新增从业人员70%以上是职业院校毕业生。
“中职和高职教育不再是学历终结的教育，不仅可以直接衔接，还能与职业本科及以上学历贯通起来。职教高考的新赛道使职校生通往接续教育的道路更宽广、更畅通。”在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邢晖看来，经过多年发展，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趋于完善，层次结构更加完整。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相较于普通教育，社会对职业教育的接受度、认可度仍显不够。与此同时，飞速发展的新技术、层出不穷的新职业，也在催生着职业教育探索新模式。人的个性、禀赋、特长不同，成长成才的路径也不尽相同。在实现出彩人生的机会上，发展职业教育无疑提供了更多选择。
要从类型特色、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教学改革、打造品牌等方面，切实提高职业教育的质量。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陈子季谈到，在此基础上，还要改变社会对职业教育的刻板印象，增强职业教育的吸引力，让学生选择职业教育，让用人单位依靠职业教育。要让职业教育“有学头、有盼头、有奔头”。
日前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确“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随着国家对职业教育的支持力度越来越大，全社会的成才观也在悄然变化，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通过接受职业教育，习得一技之长。
“中国的高中教育应走向多样化发展之路，学校的多样化发展与人的多样性、独特性相匹配。”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告诉记者，通过高考招生制度改革，使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之路与高校人才选拔模式相匹配。进一步提高技术技能型人才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弘扬大国工匠精神。
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完备的工业体系，推动制造业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促进产业发展从中低端走向中高端，迫切需要高技能人才支撑。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等一系列变化给职业教育提出了新要求。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杜玉波指出，我国有近9亿劳动者，高技能人才只有4700多万人，仅占6%，劳动生产率仅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0%。
“十四五”计划新增高级工800万人，使得高技能人才总量占技能人才的总量达到30%，这与发达国家（普遍在40%以上）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另据测算，到2025年制造业重点领域人才需求缺口近3000万人，服务业缺口更大，仅家政、养老领域至少需要4000万人。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迫在眉睫。
当前，“技能短缺”是制约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建设高质量现代产业体系和推进国家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因素。增强职业教育的适应性，关键支撑点是产业。产教融合是职业教育的本质特征，也是基本路径。要加快推进职业教育创新发展高地建设，着力推进职业教育区域化、区域职业教育产业化、产业职业教育集群化，走与当地产业需求对接的路子。
借鉴国外的发展经验可促进我国职业教育实现类型发展。美国社区学院根据市场调研结果设置专业，邀请社区人员和企业技术人员参与专业课程的设计与开发。澳大利亚TAFE学院专业课程设置不仅与产业调整同步，而且普职教育课程可以彼此衔接。德国和瑞士的学徒制、英国的学位学徒制都是校企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合作设计课程、企业提供实习岗位。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既是职业教育的发展模式，更是职业教育的独特优势。天津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潘海生告诉记者，职业院校需要以技术创新平台为依托，聚焦于中小企业的工艺、技术的创新与改进，主动提升自身技术研发和实践能力，使职业院校成为产业创新改进、工艺改进和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标准的主要引领者和制定者。
要引导建设一批高水平、专业化的资源共享型职业教育实训基地，发挥示范性产教融合实训基地的辐射引领作用，探索创新实训基地运营模式，努力实现职业教育资源效益最大化。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卫志民告诉本报，应鼓励企业深度参与职业教育办学工作，发挥企业在技术应用、生产实践、设备设施及管理运营等方面的优势。
我国在校企合作方面不断深入推进，呈现多样化格局。全国组建了1500多个职业教育集团（联盟），涵盖了企业、学校、行业、科研机构在内的4.5万余家成员单位。世界500强企业中，有175家企业参与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在“土地+财政+税收”政策激励下，职业学校与企业共建实习实训基地2.49万个，年均增幅达8.6％。
深圳探索出企业与一流高职联合开展技术研发、科技成果应用的新路径。支持多家职业院校与华为、比亚迪、平安科技、阿里巴巴等世界500强或行业龙头企业建设一批特色产业学院，共同建设高水平专业、共同开发课程标准、共同打造师资团队、共同设立研发中心、共同开发高端认证证书。
虽然我国职业教育政策体系不断完备，但未来还需通过强化制度创新、政策供给和投入力度，在国家和区域层面实施系统科学的技能开发和转化的战略，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支撑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机制，来增强职业教育对劳动力市场需求的灵敏性和适应性。
“兴国必先强师”，建设高素质“双师型”教师（兼具专业知识与技术技能的教师）队伍一直是职业教育的薄弱环节。教育部发布的《2020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我国中职学校有专业课教师37万人，其中“双师型”教师20万人，占比54%；高职专业课教师41万人，其中“双师型”教师22万人，占比54%。
在今后一段时期内，要有效解决“双师”素质不高、结构不合理等难题，并以此辐射带动全国职业院校加强高素质“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副司长宋磊强调，要在抓好职业教育的用人端上下功夫，探索建立技术技能人才需求的监测预报制度，发挥行业教学指导机构对本领域职业教育的组织、协调和业务指导作用。
兼顾标准构建与质量评价，健全多元评价机制。以“职教高考”制度为切口，建立基于“文化素质+职业技能”的人才培养质量评价体系，将数字素养作为强制性要求列入学校毕业证书及“1+X”证书考核评价标准。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罗建平认为，需建立行业职业教育和培训基金，鼓励并引导行业、企业参与教育教学质量评价工作。“应从国家制度层面建立起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技术技能人才需求的对接机制。”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研究员赵伟谈到，在充分体现职业教育类型教育属性的基础上，架构各类教育之间的互通与等值机制，从而使终身可持续教育和学习得以真正实现。
推动政策细则落地实施至关重要。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发布的《2021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报告》指出，下一步要鼓励地方研究出台促进产教融合的区域性法律法规，通过个案突破引领改革，特别是在资产评估、退出机制、税收优惠、办学身份等关键性问题上给出明确指向，用法律和制度打消龙头企业的顾虑与观望情绪，让利好政策落到实处，从根本上打破企业以营利为目的举办职业教育的不良预期。
职业教育是为就业服务的，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生命在就业。研究表明，职业教育招生数占比每提高1个百分点，二、三产业吸纳就业的比重上升约0.5个百分点。要继续把发展职业教育作为缓解就业结构性矛盾的关键一招，解决好“技工荒”、大学生结构性就业难、高技能人才供不应求等结构性就业矛盾问题。
作为培育能工巧匠的摇篮，现代化的职业教育体系必将为技能型社会建设、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必将凝聚起“技能改变人生，技能成就梦想”的广泛共识，帮助每个人探索兴趣与潜能，让每个梦想都能开花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