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度经济学认为：“教育制度是个人或利益集团之间经过斗争而形成的教育契约，教育政策属于教育制度的范畴”。“教育制度的形成、演变及其发生动因，不仅要受到内部利益格局及当时环境的制约，而且会受到当时外部社会环境的影响”。“三教”改革是在我国经济社会转型升级以及中国职业教育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产生的职业教育改革政策。

（一）产业转型升级倒逼职业教育深化“三教”改革

产业转型升级与职业技术教育发展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技术革命引发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变革引发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过程中，产业转型升级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方面，产业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换，通过技术进步、供给侧改革、创新创造推动产业升级；另一方面，低附加值产品向高附加值产品转型，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从而不断推动高度社会化分工生产向多功能综合化职业活动转变，倒逼单一工种转变为复合工种，简单职业转变为综合职业，单一人才需求转变为复合型人才需求”。产业转型升级对职业教育的影响不再局限于专业结构层面，而是对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提出了革命性的变革要求，因为传统的流水线、生产线正在被柔性生产线所取代，智能化、信息化在工作场域的广泛引入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技术技能人才的智能结构和素质要求。基于职业教育与产业转型升级的互动关系以及职业教育与职业世界的紧密联系，助推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目标适应产业革命的迫切需要，已成为深化“三教”改革的重要动因。

（二）类型教育定位引领职业教育深化“三教”改革

深化“三教”改革是职业教育类型变革的必然要求。“职教20条”提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的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姜大源认为，职业教育类型化变革是指：“职业教育的办学模式要从普通教育转向类型教育”。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逻辑主线是：“由参照普通教育办学模式向行业、企业、社会化多元参与的类型教育转变，目的是提高职业教育现代化水平，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质量人才支撑”。作为与社会经济联系最密切的教育类型，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最大区别是职业教育具有跨界属性，企业与学校的跨界需求、产业与教育的跨界需求，不仅为“三教”改革提出了挑战，也为其提供了改革动力。正所谓，改革改到深处是课程，改到痛处是教师，改到实处是教材，深化“三教”改革是职业教育坚持走类型发展道路的内在必然要求。优化职业教育类型教育的定位必须从“三教”改革入手才能够实现，没有教师理念的转变、教材内容的革新、教学范式的转型，职业教育类型教育定位的实现就是无源之水。

（三）活力课堂打造急需职业教育深化“三教”改革

深化职业教育“三教”改革是职业院校课堂革命的必然要求。“三教”改革是解决课堂教学问题的重要举措，提升课堂教学质量的重要环节，课堂教学是人才培养的主战场和主阵地，也是“三教”改革的重要舞台，课堂革命主要通过教师、教材、教法的深度改革来实现。为此，以“专兼互补”为原则打造“双师”结构教学团队，提升教师改革创新能力，是职业院校解决专兼教师数量不足、质量不高、协作沟通不顺畅的应然要求；以“资源互通”为依据创新教材资源开发机制，激发教材资源开发活力，是职业院校解决教材开发机制不畅，内容与企业需求融合不足的实然要求；以“理实互动”为逻辑主线推动课堂教学革命，提升课堂教学生命力，是职业院校解决教学活力不充足、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不匹配的必然要求。没有“三教”改革的系统推进，就不可能打造活力而又高效的课堂，课堂尽管是人才培养落地实施的最终环节，却是“三教”改革成效的最终检阅场。

为了能够精准把握职业教育“三教”改革的内涵实质，“三教”改革还需要通过多个视角进行深入解读，从政策视角来看，“三教”改革是我国职业教育政策延续深化的必然结果，是职业教育深化改革的必然之路；从经济视角来看，“三教”改革是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的关键抓手，是职业教育应对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的重要切入点；从教育视角来看，“三教”改革是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是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系统举措。

（一）政策逻辑：职业教育政策延续深化的必然结果

从“三教”改革政策溯源的连续性看，早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国家就实施了“三教统筹”“农科教结合”“燎原计划”等职业教育政策安排。进入21世纪，国家连续出台职业教育“三教”改革相关政策，保障职业教育政策的系统性与连续性。2014年6月，教育部等六部委提出：“推动教学方法改革，通过真实案例与真实项目激发学习者学习兴趣、探究兴趣和职业兴趣”。2019年4月，教育部与财政部印发《关于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的意见》提出：“组建高水平、结构化教师教学创新团队，深化教材与教法改革，推动课堂革命”。2019年5月，教育部印发《全国职业院校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建设方案》，提出：“深化职业院校教师、教材、教法三教改革”。

2021年10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深入推进“三教”改革政策的协调性和系统性提出更高要求。一是加强职业教育教师改革，《意见》提出：“完善职业教育教师资格认定制度，在国家教师资格考试中强化专业教学和实践要求。制定双师型教师标准，完善教师招聘、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和绩效考核标准。按照职业学校生师比例和结构要求配齐专业教师”。二是加强职业教育教材改革，《意见》提出：“强化教材建设国家事权，分层规划，完善职业教育教材的编写、审核、选用、使用、更新、评价监管机制。引导地方、行业和学校按规定建设地方特色教材、行业适用教材、校本专业教材”。三是加强职业教育教法改革，《意见》提出，“创新教学模式与方法”“普遍开展项目教学、情境教学、模块化教学，推动现代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提高课堂教学质量”。“三教”改革是职业教育一项系统性、连续性改革工程，意旨是从根本上解决职业教育发展动力、发展质量以及社会适应性等问题。

从“三教”改革政策内涵的连续性看，教育政策是根据党和国家在一定历史时期基本任务、基本方针而制定的教育行为法则。为实现我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国家实施的一系列关于职业教育政策创新，其政策内涵的连续性主要表现为：聚焦国家职业教育类型建设、聚焦国家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聚焦国家职业资历框架制度建设、聚焦国家技能型社会建设以及国家职业教育考试制度改革、高水平教学团队建设、职业教育教材改革等。这些改革政策内涵与“三教”改革政策内涵相互联系，一脉相承，也必将成为推动职业院校“三教”改革的内生动力。

（二）经济逻辑：职业教育增强社会适应性的关键抓手

经济学家厉以宁认为，经济社会发展与教育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互动关系，经济社会的制度环境、制度条件，以及制度结构影响着教育的改革发展。教育发展既是社会变迁的动因，又是社会变迁的潜在条件，教育是一种适应性制度，随社会之变迁而变更，纵观我国几次重大的经济社会变革都时刻影响着教育的改革发展。“教育体制变迁根本的、乃至直接的动力通常均来自于社会体制变迁，教育体制变迁的整个过程始终受社会变迁的‘调控’，教育体制变迁所形成的‘教育体制模式’最终只有符合社会体制变迁所形成‘社会体制模式’的生存与发展需要，其自身才会‘被赋予’相应的生命力”。1990年，在当时社会变革的大环境下，我国教育综合改革的重点在农村，而农村教育改革的重点主要是减少文盲、消除文盲，为此，国家实施“三教统筹”“农科教结合”等综合教育改革政策，其目的是使教育制度改革适应社会制度变革的需要，提高农村教育的整体质量，尤其是提高农村职业教育的质量。到1992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中国社会转型的本身就是社会体制的转型，而且是社会制度的创新”。为此，1993年，国家颁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指出：“初步建立起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科技体制改革相适应的教育新体制”。

进入21世纪，伴随着经济社会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教育体制改革走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的教育发展路径，统筹城乡教育改革和职业教育改革。经过多年改革实践，我国职业教育改革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适应性不断加强，教育资源配置不断优化。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职业教育改革更加重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更加重视职业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职教20条”全文共8774字，关于“资源配置”关键词就有20处，例如，“科学配置并做大做强职业教育资源”“健全专业教学资源库，共建共享平台的资源认证标准和交易机制”“倡导使用新型活页式、工作手册式教材并配套开发信息化资源”“为企业提供所需的课程、师资等资源，促进人力资源开发”等。“职教20条”以及上述《意见》中关于“三教”改革的重要表述，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从“教师、教材、教法”的视角来优化职业教育资源配置，重构职业教育资源市场化机制，提升教育资源使用效率，使职业教育改革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相适应，“三教”改革是提升职业教育社会适应性的重要抓手。

（三）教育逻辑：职业教育自身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要

进入新世纪，中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逻辑主线为：办学规模由数量扩张向提升内涵质量转变，办学模式由参照普通教育向类型教育转变，办学主体由政府为主办学向社会化多元参与办学转变。当职业教育改革遇到换挡提速、提高质量的瓶颈时，国家就会制定多种组合政策举措，以此来推动职业教育发展。2006年至2010年国家实施首批100所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项目，以工学结合为突破口，提升高职院校专业建设教学质量，2010年至2014年国家实施第二批100所示范性高职院校（骨干高职院校）建设项目，以校企合作体制机制创新为突破口，提高校企合作办学整体质量。为深入贯彻落实“职教20条”，推动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可持续发展，2019年，教育部、财政部联合下发《关于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的意见》，重点遴选高水平高职院校和专业群共197个，围绕办好新时代职业教育新要求，打造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高地，引领新时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2021年，中办、国办颁布的《意见》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更好支持和帮助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中国职业教育进入高质量发展时期，其政策逻辑表征为，诸多政策已上升到国家层面，而且出台的政策数量多、频次快、覆盖面广、针对性强、举措实、见效快。“三教”改革作为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政策，不仅要解决“三教”改革中“谁来教”“教什么”“如何教”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要解决如何教出质量，教出什么样的质量，用什么方法教出质量等问题。“三教”改革政策必将成为推动我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推进职业教育“三教”改革深化必须进行顶层设计、系统筹划，明晰政府、学校和行业企业在推进“三教”改革过程中的角色定位，系统优化国家职业教育制度体系，为职业学校内部“三教”改革深化创造良好的改革环境。除此之外，还应破解校企深化合作的体制机制障碍，彰显教师参与改革的积极性主动性，以理实一体化为目标提升职业教育课堂活力和效益，推进“三教”改革的深化。

（一）完善国家职业教育制度体系，优化改革环境

完善国家职业教育制度体系是加快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尽管《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等政策制度对“三教”改革在院校层面提出了“谁来教”“教什么”“如何教”的政策安排，但是“三教”改革作为国家职业教育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仅仅依靠职业院校来推动还远远不够。国家职业教育制度体系建设的完善还需要中央、地方和社会三个层面之间相互协调、共同推进，不断优化国家职业教育制度体系改革的社会环境、教育环境、院校环境和制度环境。依据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国家制度建设的目标和要求，教育部、人社部、财政部等国家各相关部委共同开展职业教育“教师、教材、教法”政策制度的顶层架构设计；地方政府、各相关行政部门、职业院校、行业企业等共同制订“教师、教材、教法”政策制度的实施细则，并负责具体的执行；社会力量（行业企业）积极参与“教师、教材、教法”政策制度评价评估，国家、地方和社会等多主体围绕“制度设计”“制度执行”和“制度评估”等重要环节，共同优化现代职业教育制度体系，为重构国家职业教育制度体系创造良好的内外部环境。

（二）构筑校企合作共同体，明晰改革主线

职业院校和企业应基于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基本原则，通过打造合作模式实体化、办学功能一体化的校企共同体，打破阻碍“三教”改革成功实施的体制机制障碍，以校企互融为核心打通校企之间的组织“壁垒”，真正实现校企之间资源的无障碍流通互融。在“教师”改革方面，以“校企共同体”为基础，可以打造一支专兼结合的“双师”教学团队，在充分的企业实践中提升教师队伍的实践教学能力和专业建设能力，实现专兼互补。在“教材”改革方面，以“校企共同体”为基础，可以将企业的新技术、新规范、新标准、新工艺融入到教材之中，加强行业企业参与高职院校教材开发的力度，实现资源互通。在“教法”改革方面，以“校企共同体”为基础，可以推动课堂教学革命，打造理实一体化课堂，提升课堂教学生命力，实现理实互动。以“校企互融”为理念构建的校企共同体可以解决当下“三教”改革体制机制不活、顶层规划缺失的难题，可以充分激发企业参与“三教”改革的主动性。

（三）彰显教师参与的主体价值，激发改革动力

教师是“三教”改革的主体，是主导并驾驭整个教育教学活动的人，是教学的组织者、协调者、引领者，教师参与职业教育课程改革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影响着课程改革的成效。高职院校教师积极参与课程改革的动力，一方面，取决于教师的岗位职责以及教书育人、无私奉献的职业精神等内在动力，另一方面，教师参与课程改革的外在动力也时刻影响着教师主动性的发挥。因此，学校对于参与课程改革成效显著的教师个人，在优质教学资源配置、工作环境及条件改善、教学改革项目及经费配套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学校可以通过制定一系列政策制度，向参与课程改革的优秀教师倾斜，激发教师参与课程改革的能动性，例如，遴选聘用制度、薪酬分配制度、绩效考评制度、职称评审制度、教学质量评价制度等。

（四）校企联合开发理实一体教材，紧抓改革载体

教材是“三教”改革的载体，主要解决人才培养“教什么”的问题，是承载知识的基本载体，是教师传授知识的基本依据和学生获取知识的基本途径，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背景下，校企联合开发高职教育理实一体化教材，夯实教材开发载体，需要做到三个方面：一是教材开发内容要动态融入企业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流程、新产品、新方法，保障教材内容与企业生产动态适应性，实现教材开发与企业需求紧密对接；二是教材开发要动态融入企业的先进设备、生产型车间、生产任务单、工作手册等优质资源，保障高职教育教材资源建设实时更新，实现校企双方资源互通；三是建立常态化校企联合开发理实一体教材机制，成立由企业车间主任、工程师、能工巧匠与学校教务主任、专业负责人、骨干教师、专业教师等组成的高职教育教材开发工作机构，校企联合形成教材资源引进机制、教材开发修订机制、教材开发评估机制、教材开发出版机制、教材开发激励机制、教材开发经费投入机制等，保障理实一体教材开发高效顺畅，实现教材开发成果校企共享。

（五）聚力打造理实互动课堂新生态，聚焦改革落地